死亡是一个bug，还是一个feature
八十个人和一个问题
2025年4月末，加州Berkeley一处院落里，大约八十个人坐在台下。台上的Nathan Cheng问了一个问题：”在座有谁认为非自愿的死亡是件好事？”
没人举手。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Cheng和他的搭档Adam Gries在过去几年里反复打磨这套演讲。逻辑链条很短：生命是好的，死亡是坏的，所以消灭死亡应该成为人类的头号优先级——不是之一，是唯一的头号。这个信念有一个名字：Vitalism。不是十九世纪那个小写的vitalism（活力论），而是一个全新的、大写的运动，目标是发动一场”长寿革命”。
这听起来像是硅谷又一个狂热的周末社群。但当你发现Harvard、Stanford的教授在台上发言，ARPA-H（美国联邦健康研究前沿机构）的官员坐在台下，而这群人刚刚帮助Montana通过了全美第一部允许诊所出售实验性疗法的法律时，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一笑了之了。
两个不想死的人
Gries四十多岁，自称”擅长病毒式传播”的技术创业者。他的长寿启蒙来自Aubrey de Grey——那位留着标志性长胡子、在2005年TED演讲中预言人类能活到1000岁的争议研究者（那段视频至今播放超过480万次）。新冠疫情初期，Gries通过做空他认为会崩盘的公司获得了五十倍回报，然后带着妻子从旧金山辗转以色列、台湾，在财务自由的间隙思考人生的意义。他的结论简洁到近乎同义反复：”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本身。”
2021年，他找到了Cheng——一位从物理学博士退学、转向”激进长寿”方向的华裔加拿大创业者。Cheng在自己的网站上将退学原因描述为”一场巨大的存在主义危机”。两人一拍即合，花了两年时间寻找切入点，最终得出的答案是：革命。
这个词不是修辞。Gries说他们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提炼出一个模式：先有”启蒙”，再有一个”硬核小团体”，然后推动全局性的社会变革。”我们确信，没有革命，我们就跟死了一样。”
2023年，他们在黑山的Zuzalu——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弹出式城市”——正式发布了Vitalism宣言，五条核心信条，最后一条是承诺”传播反对衰老和死亡的信息”。宣言的措辞刻意绕开了”永恒””激进””永远”这些词，也回避一切宗教色彩。Gries深知”永生追求”自带的污名。
从宣言到立法
一个信念要产生实际影响，需要两样东西：人和制度。Vitalists在两条线上同时推进。
人的一端，他们建立了非营利组织Vitalism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支持者每月支付29美元即可成为”动员级Vitalist”。基金会还对生物技术公司进行”认证”——截至报道时，已有16家公司获得官方Vitalist组织资格，包括人体冷冻保存公司、长寿诊所和若干研究企业。认证条件之一颇为耐人寻味：如果一家公司”采纳了接受衰老或死亡的妥协叙事”，认证将被撤销。
制度的一端，进展更为实质。Vitalist圈子里的游说者和Alliance for Longevity Initiatives（A4LI）合作，推动Montana成为全美第一个允许诊所在仅通过初步安全测试后即可出售实验性疗法的州——注意，初步安全测试不涉及药物是否真正有效。Gries说Vitalists在其中”提供反馈、与立法者交谈、头脑风暴”。在New Hampshire，他们声称帮助扩展了”尝试权”法案，让更多未经批准的治疗对绝症患者开放，另有三项进一步扩大准入的法案正在审议中。
他们最初的野心更大：说服一万名Vitalists搬到Rhode Island，利用该州较小的人口基数影响地方选举，建立一个”长寿州”——一个优先处理衰老问题的行政辖区。这个计划最终搁浅了，不是因为找不到足够的信徒，而是大多数人不愿意为了影响另一个州的政策而搬家。Gries把Vitalism比作一家创业公司，”长寿州”是它的产品，而目前市场需求还不够。
于是策略转向了更务实的路径：在已经倾向于去监管的州进行游说，同时将触角伸向联邦层面。2024年圣诞夜和新年夜，Gries和Cheng发出募资邮件，描述了一项为六个联邦政府空缺职位寻找”使命一致”候选人的行动，这些职位合计控制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衣柜里的科学家
Vitalism最微妙的力量不在台面上，而在台面下。
ARPA-H的科学与工程顾问Mark Hamalainen公开自称Vitalist，他参与了Vitalism白皮书的撰写。他说这个运动是”跨人类主义中较不激进部分的一次更有吸引力的品牌重塑”。他支持Gries瞄准”高杠杆个体”的策略，并举了一个他自己也承认”有点糟糕”的例子：斯大林主义也是从小圈子开始的。”有时候你只需要说服对的人。”
Shift Bioscience的CEO Daniel Ives自称”Vitalist CEO”，电脑上设着死亡倒计时——大约还剩22000天。他说行业里有大量”柜中科学家”，私下对延长寿命充满热情，但公开场合不敢用”长寿”这个词，怕吓跑投资人。AgelessRx的联合创始人Anar Isman——又一位被de Grey的TED演讲点燃的人——则把每个来买药的客户视为”传教”机会。他的远程医疗公司年收入超过6000万美元，出售各种号称具有长寿功效的处方药。
但许多核心参与者拒绝贴上Vitalist的标签。人体冷冻公司Tomorrow Bio的CEO Emil Kendziorra认为宣言”太绝对主义”，不想暗示长寿追求应该排在战争和饥荒之上——尽管他的公司仍然接受了Vitalist认证，并在Vitalist Bay活动上为与会者提供冷冻服务折扣。Vitalia的联合创办者Niklas Anzinger说宣言”有点太诗意了”。最具影响力的长寿游说者之一、A4LI的CEO Dylan Livingston也不愿使用这个标签。
Gries对此不以为意：”如果你同意Vitalist宣言，你就是Vitalist。”他暗示Trump政府中有不少人持相同观点，即便他们不公开表态。他点名提到了Jim O’Neill——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一位长期活跃于长寿和新辖区创建领域的人物，曾担任de Grey创立的SENS Research Foundation的CEO，也曾代表Peter Thiel在该基金会董事会任职。
死亡的文化重量
Harvard的道德哲学家Sergio Imparato讲了一个关于那不勒斯的故事。那里的穷人曾被安葬在没有墓碑的公共墓地，当地居民会去探访、清洁，甚至”认领”无名头骨作为家庭成员。这成了每周的社区仪式，Imparato的祖母小时候也参与其中。
Imparato认为死亡本身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我们知道生命会终结，而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的行为才拥有价值。他担心Vitalists试图改变的不仅是寿命，而是”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个决定应该由全社会共同做出，而不是由一小群硬核信徒替所有人定义。
Oxford的哲学家Alberto Giubilini说得更直接：”死亡是人性的定义特征。我们的心理、文化、仪式、社会，都围绕着应对死亡而建立。”
Gries对此有自己的回应。他认为社会在生命最后几年投入的巨额医疗支出，以及新冠期间不惜一切代价的封锁策略，恰恰说明延长寿命是”社会的显示性偏好”——人们嘴上不说，行动已经投票了。
实验还是实验品
Vitalism面临的最紧迫的伦理问题不在哲学层面，而在药房柜台。
他们推动的去监管法案意味着，一些仅通过初步安全测试、尚不清楚是否有效的疗法将合法地出售给患者。这里的关键区别常常被修辞淹没：安全测试证明的是”短期内可能不会杀死你”，而非”这东西对你的病有用”。当一个绝症患者面对一种未经验证的疗法时，”身体自主权”是一个有力的论点，但”知情”的前提是有足够的信息可供知晓——而初步安全测试恰恰无法提供这些信息。
Vitalists追求的有效抗衰老疗法目前并不存在。这正是他们的论点核心：如果给予足够的资源和政策支持，这些疗法可以被开发出来。但”尚不存在”和”正在通往存在的路上”之间，横亘着一片巨大的灰色地带。在这片地带里，已经有人在卖东西了。
2024年哥本哈根的ARDD会议——衰老科学领域公认最重要的学术会议——部分赞助商来自Vitalist认证组织或由Vitalists领导的公司。十年前，公开宣称希望永生、没有衰老科学训练背景、且明确表示要绕过FDA监管的人，在学术界几乎不可能获得这种待遇。十年后，他们不仅出现在学术会议上，还在帮助起草法律。
Vitalist Bay活动的最后一幕很能说明问题。Gries像Oprah Winfrey一样喊道：”你得到一个连续血糖监测仪！你也得到一个！”不少与会者当场把传感器贴在了手臂上。那一刻的气氛是真诚的、热烈的，也是让人说不清该感到振奋还是不安的。一群相信死亡是bug的人，正在认真地试图给整个操作系统打补丁。补丁能不能用，目前没有人知道。但他们已经拿到了部分系统的管理员权限。
